表1 国外出现消费“峰值”与我国消费对比情况

　　虽然国外铝和铅消费未出现“峰值”，但“峰值”或在形成过程中。G7铝消费于2006年出现1328.4万吨“峰值”。2017年，国外铝消费量仅比2000年增加了601万吨，GDP实现翻番（由32.37万亿美元增加到68.75万亿美元）。2017年，G7铝消费量比2006年减少130.2万吨、GDP增加7.25万亿美元，增加量超过2010年我国消费1650万吨、GDP6.09万亿美元。国外铅消费增长难度应该比铝“有过之而无不及”。G7于2000年出现329.8万吨铅消费“峰值”，2017年消费比2000年减少34.9万吨、GDP增长16.87万亿美元；其他于2010年出现189.1万吨消费“峰值”，2017年消费比2010年减少15.3万吨、GDP增加3.89万亿美元。虽然，2017年G20-11消费由2000年101.64万吨“震荡”增加到212.2万吨，但11个国家中已有阿根廷、澳大利亚、墨西哥、沙特阿拉伯、南非、俄罗斯等6个国家出现“峰值”；消费强度已由2002年最高30.53万吨/万亿美元“震荡”下降到2017年15.32万吨/万亿美元。可以说，今后世界铅消费是否能增加，将由我国、巴西、印度、印尼、韩国和土耳其决定。2017年，我国铅产量和消费量分别占世界总量的42.10%和41.32%，其他5国合计产量占14.74%、消费量占14.72%。

　　世界各国或地区单位GDP有色金属消费强度已进入“工业化进程中资源消耗‘S’型曲线”下行区域，我国也不例外，且仍有下降可能。通过对世界及部分国家或地区单位GDP消费强度（万吨/万亿美元）统计发现，虽然2017年我国铜消费强度已由2003年最高184.6万吨/万亿美元“震荡”下降到97.13万吨/万亿美元（下同并省略），铝由2003年最高312.9下降到262.8，铅由2005年最高84.72下降到39.49，锌由2004年最高130.2下降到57.54，镍由2013年最高9.05下降到8.09，锡由2005年最高5.04下降到1.51，但2017年我国铜消费强度仍分别是全球和国外的3.38倍、5.82倍，铝消费强度分别为全球和国外的3.59倍、6.63倍，铅消费强度分别为全球和国外的2.75倍、3.99倍，锌消费强度分别为全球和国外的3.27倍、5.47倍，镍消费强度分别为全球和国外的3.19倍、5.12倍，锡消费强度分别为全球和国外的2.45倍、5.21倍，仍有较大的下降空间。